慰安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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慰安妇的尴尬创口:同胞也该对她们道歉

日头出来点点红,照进妹房米海空。米海越空越好耍,只愁命短不愁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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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谈性说爱中文网)走出电影院的时候,都市的灯亮着,街道的影子布满沟壑,历史也被藏在历史里了。名单也越来越短了。

韦绍兰老人清晰地记得每一次遭到日军强丨暴的痛苦。她逃出慰安所后生下混血儿子,儿子由于身份“原罪”遭到排挤,至今没有结婚。黄玉凤老人年轻时是黎族的漂亮姑娘。去世前始终有村民认为她嫁给了日本人,不理解她的经历,嫌弃地唤她“日本娘”。林爱兰老人是坚强的抗日女战士,她在慰安所混入日军内部,偷偷拿日本人的子弹支援抗日部队,又发动妇女群众参加抗日。

这些老人和我们的祖母,我们的母亲,所有我们身边的女人一样:平凡、复杂、伟大、卑微、痛苦、幸运、不幸。

贞贞也是她们中的一员。今天我想聊聊贞贞。贞贞是丁玲中篇小说《我在霞村的时候》的女主角。

贞贞看起来和其他女孩没什么两样。她可能就是邻居家漂亮的女儿,或者读书时候最受欢迎的女同学,穿着印花衣裳、粗布裤子,拖着长长粗粗的麻花辫子,年纪轻轻的,乍看着红润健康,冒着热腾腾的烟火气。

贞贞“有血肉,有快乐,有忧愁,却又是明朗的性格”,“阴影把她的眼睛画得很长,下巴很尖。虽是很浓厚的阴影之下的眼睛,那眼珠却被灯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,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的洞开的窗子,是那么坦白,没有尘垢。”

慰安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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贞贞也有她的爱情,有年轻人爱的自觉和自主,她爱上淳朴的同村青年夏大宝。夏大宝“是村里磨坊的小伙计,早先小的时候同咱们贞贞同过一年学,两个要好得很”,夏大宝穷得家徒四壁,可是贞贞也毫不在意,她满心都是少女的爱情和远方,“痴心痴意,总要去缠着他”。

贞贞平凡又不平庸,她还是一个抗日英雄。她为“组织”提供日方的许多情报。贞贞在日本军营染了恶疾,有时候病痛缠身,带着病晚上摸黑路送消息给部队,走一步、痛一步。

贞贞这样一个深情又坚强的女性角色,却成为丁玲在1957年的“反右时期”遭整的重要罪状。竟然只因为贞贞是个“慰安妇”。

那时的读者完全无法理解这样一个“非典型”的英雄形象。在那个年代,女英雄应该是秋瑾、刘胡兰这样,坚毅干练,在严刑战火中壮烈牺牲。

而贞贞只不过是,太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了。也会说笑、会哭闹、有忧愁、有快乐,喜欢上了同村的大哥哥,见到他便红了脸,蹦蹦跳跳地缠着他打闹。在日本人那里,见到“日本女人也会读很多很多的书”,忍不禁地似乎也会有些羡慕。回来后,听到邻居们议论自己,也会很不开心,偷偷地抱怨几句,翻个白眼,转身又忘了。贞贞实在太像一个平凡的可怜姑娘了。

“反右”时期革命斗士们愤怒了,这样的女孩子,又怎么配做我们的女英雄呢?贞贞是“做了日本官太太的妓丨女”,染了一身花柳病,在军营里学会了日本话,还津津有味地聊着日本军官写给女人的情书,这又怎么可能是抗日战士呢?丁玲简直别有居心!

“既然是个慰安妇了,便是妓丨女,妓丨女又怎么配参加抗日活动,怎么配叫贞贞呢!”

“既名为贞贞,我们的贞贞怎么可能不贞呢?”

“丁玲不怀好意地把一个被日本侵略者抢去作随营妓丨女的女子,当做女神一般地加以美化。”

“贞贞是一个丧失了民族气节,背叛了祖国和人民的寡廉鲜耻的女人。”

这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,共和国真实的文学评论。这些执笔者和他们的继承者们,可能在之后“慰安妇们”逐渐被社会了解的几十年间,也控诉过日本军国主义对妇女儿童的暴行,也知道了慰安妇们被迫进行性行为的真实历史。甚至,他们的继任们,可能正在今天为《二十二》的上映奔走呼告。

可是,他们有给贞贞道过歉吗?他们有给被他们称为“妓丨女”的慰安妇们道过歉吗?需要道歉的,仅仅是日本侵略者吗?

慰安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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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霞村》发表的第二年,毛泽东发表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,中国文艺从此产生一些风声鹤唳的变化。即使是在日本战败投降的几十年之后,贞贞们依旧背负着这样“不贞”的历史镣铐,在历史的夹缝中艰难前行。

王德威在《想象中国的方法:历史·小说·叙事》中指出,丁玲笔下的贞贞,是一种“敌方之女”的形象。她们的压力原来来自于敌我双方,而掩藏在爱国爱党前提下的,是她甘对自身肉体的无尽忽视与摧毁。摧毁“敌方之女”贞贞们的,不仅是日本侵华军队变态的性虐待,更发酵于1957年针对“贞贞们”的道德批判,以及《霞村》中描述的,贞贞终于“回归故土”之后的满村闲话。

杂货铺的老板听说贞贞回来,幸灾乐祸地说:“听说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,那是给鬼子糟踏的呀,亏她有脸回家来,真是她爹刘福生的报应。”“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睡过,哼,还做了日本官太太,这种缺德的婆娘,是不该让她回来的。”

又有两个打水的妇人说:“知道那里边闹的什么把戏,现在呢,弄得比破鞋还不如……”

另一个便又说:“昨天他们告诉我,说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,唉,怎么好意思见人!”

“有人告诉我,说她手上还戴得有金戒指,是鬼子送的哪!”

 “说是还到大同去过,很远的,见过一些世面,鬼子话也会说哪。”
村人的冷漠让贞贞感到沉痛的悲凉,她也只能苦笑道:“这次一路回来,好些人都奇怪的望着我,就说这村子的人吧,都把我当一个外路人,也有亲热我的,也有逃避我的,再说家里几个人吧,还不是一样,谁都爱偷偷的瞧我,没有人把我当原来的贞贞看了。我变了么,想来想去,我一点也没有变,要说,也就心变硬一点罢了。”

言论不免让人气愤。贞贞自愿献身日本军官,窃取情报消息,正是为了拯救乡人国人的“大义”,但“被拯救”的“无辜者”,又是极大的罪恶的加害者,凶猛地恶意中伤了这些性侵痛苦中劫后余生的女性们。为了无知之人的献身,更加深了贞贞们的悲剧性。

《霞村》通篇对“性”的问题欲言又止有所隐喻,评论家难免感慨,贞贞罹患的又何止是“性病”,因“性”而病恐怕才是自命贞洁的村人想当然而论!

不胜枚举。“贞贞”受到过的伤害广泛地存在于幸存的慰安妇老人之中。陈林桃和林爱兰老人都曾经是抗日战士,黄玉凤老人也被歧视性地称作“日本娘”,每一个慰安妇老人都曾经或多或少受到过舆论的中伤,沉痛的道德压力让许多“贞贞”选择了逃避。

“不说了。”这是慰安妇们说过最多的话。

王德威还认为,《霞村》中的贞贞,还担负着“女性身体在男性社会中所代表的文化意义”。在霞村中蹂躏和利用贞贞身体的,其实不止日军而已,我方是不是也曾经藉此获取情报呢?我们是否也曾经在对贞贞们进行道德谴责之后,又藉贞贞们身上“慰安妇”的标签,宣传爱国情怀呢?如果我方也曾经以贞贞的身体换取战争资本,那么“敌”“我”双方赋予女性身体的价值,又有什么区别呢?

贞贞们得以往来敌我两者之间,操作抗日的任务,则正是因为女性的身体是如此“美好又危险”,男性社会才会在“善加使用”之余又“严加防范”。仔细思考,不寒而栗。

惟愿每一个贞贞,都拥有一方国难镣铐之外的灵魂,度过一个历史标签之外的余生。惟愿每一个我们,都不是下一个贞贞。



(文/谈性说爱编辑部,未经允许,不得转载。)文/小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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